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狙击手》将于大年初一与观众见面。这是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，讲述的却是发生在一个不起眼角落的一场普通遭遇战，塑造了一个个平凡又伟大的英雄形象。

电影《狙击手》海报

《狙击手》是一部不太“张艺谋”的电影。浪漫夸张的色彩运用、极具冲击力的影像表达，这些张艺谋电影创作中的标志性“符号”在这部影片中不见了踪影。与他过去的作品相比，影片在电影语言上表现得异常冷静、十分克制，却又不失充沛的情感。

电影《狙击手》预告片

《狙击手》背后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？导演在创作中又有哪些收获和思考？日前，记者专访了张艺谋。

以小见大

“把一个个普通的名字放大，也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放大”

记者：《狙击手》讲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故事，却没有选择宏大叙事的方式。您基于怎样的考量，选择小切口的叙事视角？

张艺谋：拍摄这部影片时，我们知道《长津湖》等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都在筹备中，为了避免同类化，采取了一个小的切口。以狙击手为主角的电影是一种独特的战争片类型，狙击手的故事很容易从一个小切口进入，一般会凝聚在一支小团队甚至个人身上。我认为，再宏大的战争叙事也是有无数的鲜活的个体故事构成，创作要聚焦在战场上个人的命运、个人的蜕变、个人的成长方方面面。我们拍电影就是拍故事、写人物，跟着人物走也是拍电影的一个基本规律。

记者：电影集中塑造了狙击手的人物群像，同时每一个战士在影片中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，这是怎么实现的？

张艺谋：塑造人物是创作的根本。观众看故事是跟着人物看的，所以我们拍电影、讲故事的时候，要把功夫下在人物身上，我现在仍在锤炼自己讲好人物故事的能力。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很多优秀的狙击手，比如张桃芳、邹习祥等等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英勇传奇的经历，但是我们并不想拍成一个写实的个人传记片，所以综合了狙击手的方方面面来做一个戏剧故事。

记者：在以往的同类题材中，我们常被将士们的忠诚和勇敢打动，《狙击手》突出塑造这群狙击手的智勇双全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同时塑造了一个“爱哭”的英雄，这是怎么考虑的？

张艺谋：狙击手的取胜很大程度上更要靠聪明才智，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着力塑造，希望呈现他们的勇气和智慧。电影中，武器装备落后的志愿军战士用勺子来窥探敌方，这个“土法子”是我的创意和虚构。灵感来源于道路拐弯时常设立的凸透镜，做饭的勺子磨得很光是不是可以有凸透镜的功用，伸出去一定能看到对方的火力点？经过多位军事专家考证，认为这是有可能的。这把勺子不仅成为贯穿全片的重要线索，又成为班长和大永之间精神传承的一个象征。类似这样的小的细节，影片还出现了声东击西、赶鸭子上架等战术，都是希望能凸显战士们的智慧。

小战士爱哭是抓住了另一个点。常言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但流泪未必非男儿。我们想给演员一个支点，让观众看到角色的成长。片尾，大永终于见到了连长，他还会流泪吗？我们设想和尝试过不同的反应，但大家认为，经历了这么艰苦而残酷的一场战斗，当他再见连长时，坦率地说应该是像见了娘亲一样，一下子就绷不住了。这是特别自然本能的反应，也是我想还原的有血性也真实的志愿军战士。张译在演这场戏的时候本来不打算哭，后来也被演员的情绪带动，流下了泪水。一头一尾的两场哭戏，内蕴完全不同，体现了一个战士的蜕变和成长。

记者：在电影宣传片中我们看到，拍摄那场戏时您也泪洒现场。

张艺谋：我对这场戏印象很深。这是我和张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讨论出来的。因为觉得这场戏很好，我们又倒回去，在影片开头补拍了“点名”那场戏作为呼应。我觉得，通过这场戏，这样一下子就把普通人的名字放大了，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放大了。这些小的细节很戳人，观众应该也有所感触。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大都非常年轻，他们甘愿“把青春献给祖国”，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也无怨无悔。在电影里，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落实在具体的一个个人物的喜怒哀乐上。

电影《狙击手》导演特辑

突出纪实感

在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里看到中国人的精神

记者：从画面呈现和感情表现来看，《狙击手》都与您过去的作品有很大的变化，更加冷静和克制，能谈谈这方面的考虑吗？

张艺谋：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残酷的战场上，所以影像的调度基本接近黑白灰，所以不大可能是传统美感的东西，那种色彩肯定是不能用。为了保持纪实感，我一度很想全程手持拍摄，但后来我觉得晃得有点厉害，所以放弃了。注重写实性，是这类题材所需要的。

记者：一些观众看到电影预告片后有一些疑惑，比如，战士的脸为什么这么干净？他们的披风为什么这么干净？这好像跟我们在一般的战争片里看到的不一样。

张艺谋：电影一开始我们交代了，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之后，也就是《长津湖》所表现时期的两三年之后。那时候双方进入对峙阶段，阵地犬牙交错，炮火报复也很难开展。资料显示，当时五六百米射程的枪都能发挥作用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摸到敌人的跟前打。战场离我们部队的驻地也并不远，所以不需要在驻地把自己的脸抹得那么黑。而且当时的条件已经改变了，部队后勤各方面的保障都跟上了。所以我们在《狙击手》里看到的战斗场面跟大家在《长津湖》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，是不同的战争阶段。披风为什么在雪地上不会粘很多土，这也是跟军事专家讨论过的，因为雪地上都是水。艺术创作必须尊重历史，不能为了所谓的效果而胡来。

电影《狙击手》致敬曲《年轻人》海报

记者：《狙击手》启用了很多年轻演员，很多人对于观众都是陌生面孔。主演章宇在影片中塑造的角色，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也有较大的反差。在选角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？

张艺谋：影片中的这个班，除了班长全是新人演员。因为查找过不少历史资料，18—20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志愿军战士中占有很大比例，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选新人，广泛的从几千人当中找出来这些孩子，然后用半年多的时间，让他们经受军事训练、参观学习、访问老兵等的集训，让他们更能理解进而接近当年的志愿军战士。如果，《狙击手》能为中国影视业输送一些新鲜的血液，我会十分欣慰。

我们很早就定下了章宇。我看过他演的一些戏，他的特点是很生活，演普通人很像，他身上也是这样的气质，他在平常也是这样的人，很低调，就是认认真真演戏的一个演员。他讲云贵川方面的方言也不错。之所以让他们讲四川方言也是考据过的。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中，四川籍的人数比较多，后来我们就有意选一些四川籍的演员，让他们在表演中全部讲家乡话。

记者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非常巧妙地融入到了情节中，而且特别感人、特别有力量，这在创作中是怎么设计的？

张艺谋：我们有一个“唤醒”的设计，人在冰天雪地里躺几个小时就会失温，然后昏过去，所以我们常常在影视剧里看到人们喊“你不能睡”的情景。在故事发生的情境下，我觉得最好的唤醒办法就是唱歌，唱志愿者军最熟悉的这首“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”。表演时，几个年轻演员唱得声嘶力竭，是一种很有感召力的气势。这个人唱不动，那个人又唱起来，真实自然，让人动容。我们拍那个镜头的时候，唱到第三遍，演员真的唱不动了，还在接着往下唱。当时很多工作人员都看哭了，突然有了一种升华的感觉，所以把这个保留下来了。

记者：通过拍摄这部电影，您是否也增进了对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了解和理解？

张艺谋：我生于1950年，抗美援朝战争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比较模糊的，我后来读到大量的历史资料，也有更真切的感悟。在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里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。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一穷二白，百废待兴，如此简陋的条件却敢于迎战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而且取得了胜利，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民族精神。所以，把青春献给祖国，以血肉之躯去战斗、去保家卫国都不是一句空话。我相信，这是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在今天能受到年轻观众共鸣和喜爱的原因，它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。

讲好中国故事

“好看”可能是未来电影发展的主潮

记者：近年来，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，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？

张艺谋：从《长津湖》的成功就可以看出，年轻观众之所以如此关注反映70年前的这场战争的电影，因为它反映了、投射出中国人身上浓厚的家国情怀。年轻人喜欢看这类电影，这是中国电影市场上发生的很大的变化。我们不能小看市场上的变化，大家都是自发到电影院看电影的，因此，电影就像一个民意测验。票房看起来是一个数字，但数字背后却是人心。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发生是很可喜的，我们不再像10年、20年前那样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、对美国流行文化那么迷恋了，观众的文化自信更强了、观众的文化认同也更强了。这也给创作者很大的鼓励，也鞭策我们要把电影拍好，把中国故事讲好。

记者：如何在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平衡它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商业性，你是怎么考量的？

张艺谋：商业和艺术并不对立，我喜欢看那些既好看又让你觉得很有思想的电影。如果一部电影只是非常深刻，但是它很闷，我也不爱看。我觉得电影需要好看能吸引人，但好看不等于只有商业性。我们不能只给人们看“上课”的电影，只给观众讲道理，观众是不爱听的。尤其现在的年轻观众，无论你的故事多么深刻，主题多么宏大，题材多么重要，只要你不好看，他就弃剧了，你就达不到效果。

所以，我觉得“好看”可能是未来电影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。过去我们还把电影分成文艺片和商业片，我们经常讨论这两类片种之间的不同，我估计再过若干年，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，不好看的电影可能就无法立足了。

这是一个影像的时代，一个人人都能拍视频的时代，影像好看有趣才可能更广泛地传播开去。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电影。如何把电影拍得好看，是未来每一位创作者都要严肃考虑的问题。好看要求电影人有工匠精神，不断提高技艺和创作水平，提高讲故事的能力。拍了这么多年电影，我越发觉得电影很难拍，拍好看不容易，这是我毕生需要锻炼的能力。

作者：刘阳 任姗姗